96年的时候，我还在武汉市心理治疗中心工作，我们每天要处理很多声称要跳江的电话。年末，股市崩盘，不少股民都赔得倾家荡产。那时炒股还是个新鲜的概念，股市进入中国也不过短短五年多时间。人们沉浸在市场化的活力里，纷纷进入股市，不少幸运儿撞了大运，身价高涨，而武钢等国企的老员工已经嗅到了不详的味道。
股市泡沫的破裂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很多股民此前对股市的风险并不清楚，因而他们扔进去了大笔资金。我的叔父也是其中之一，他在股市里的一万多块在一夜之间便瞬间蒸发，要知道，那时一万块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96年，我还年轻，刚从大学毕业不过两三年光景，所里的主任派我和另一个小字辈的同事每天去长江大桥驻守，拦下那些要跳江的人，配合武警的工作，给他们做心理疏导。我哪里晓得这项工作的压力，只觉得每日不用坐办公室，还可以吹吹江风，倒舒畅得很。
同事小迟毕业于武汉某所高校的心理专业，和我一样不是武汉本地人，我们是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的为数不多的毕业生之一。那时候中国大学还没有开始扩招，大学毕业生仍然是各个单位和公司的紧俏资源。我的同学中，但凡有些追求的，都去深圳等东南沿海城市找工作去了。小迟和我兴趣相投，志向也相似，因此往往聊得很来。
第一天，我们说说笑笑地上路了。
年末，正是武汉的初冬时节，天气还没到最冷的时候。我们坐轮渡，从汉口到了武昌，和那边的办事人员说清了来意后，她把我们领到了长江大桥上。值班的武警同志很客气，他请我们在哨岗的亭子里坐下，还给我们倒了两杯热茶。由于工作原因，他不能再多跟我们交谈。我和小迟起初的兴奋劲儿很快就过去了，翻来覆去能聊的话题也就那么几个，说完了，也没有什么能拿来消遣时间的东西了。
那时的景象已经在我脑海中模糊不清了。我只记得武汉常年灰蒙蒙的天空，和大桥下轮渡尖锐的汽笛声。掉了漆的轮船缓慢地驶过桥底，长长的密封的船肚里不知装满了什么东西。偶尔有一只竹筏划过，如叶片般在宽阔的江面上无始无终地漂流着。左边的江岸上，烟囱吞吐出巨大的黑烟，向上升腾着，很快颜色变淡，消失在和天空相接的地方。右边江滩沿岸，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码头和集市，人们穿梭于其间，像无数只青黑色的麻雀。
我很快便厌倦了这单一的景象，转头看去，小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而亭子外，那名武警同志仍然笔直地站在那里，我不由得对他升起敬佩之情。往常的时间概念在这种循环式的场景中已经失去了作为参考系的意义，它变得黏稠，缓慢，失去了忙碌带给它的下坠感。而在灰色的天空下，也很难发觉时间的变化，早晨和晚上，仅仅只是灰色亮度的细微不同。河流仍然在流淌，尽管它和时间一样，其变动难以被我们察觉。
我们一连那样等待了好几天，直到第四天出现了第一名轻生者。我们赶到那里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了，我只能看见一重重黑色的脑袋。我们费力地拨开人群，人们看见穿着白大褂的我和小迟，纷纷带着好奇的凝重给我们让开了路。那跳江的人半个身子已经探了出去，他双手握着栏杆，身子前后俯仰不定。旁边已经有两三个人在劝阻他，他在用武汉话咒骂着他们，叫他们不要挡自己的路。在一声怒吼后，他的情绪失控了，嚎啕大哭起来。我和小迟赶忙上前跟他搭上了话。我们先问了他是哪里人，今年多大，有没有家人，随后又问了他的自杀动机。他一一跟我们说了。他家住硚口区兴荣镇，今年24岁，因在股市赔了钱，家中老母又突患重病，眼下已无钱医治，故而生出轻生念头。我和小迟安慰了他几句，暗暗把他拉离了桥边。
我们年龄相仿，也容易沟通，在我们的劝说下，他渐渐平静了下来。他对我说他是家乡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因此承担了太多的期望。大学毕业之后，他头脑一热，拿着父母给他备下多年的彩礼钱扎进了股市，但没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失去了全部资金。
我们把他送到了中心的咨询办公室，主任接管过我们的工作，对他做了些量表测试，随后他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一连几周，大桥上出现了十几名轻生者。我和小迟都感到很累。我们并不是总能像起初那样成功地救下所有人。有一次，一名女性轻生者本已被武警带离了桥边，但不知她又想到了什么，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在我们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她挣开了武警同志，一个箭步跑到护栏旁，然后跳了下去。我看见她的身影被江面清晨的浓雾所吞没，我跑到护栏边，眼前只有不断涌现出的，灰白色的浓雾。
那天晚上回到住所里，我几乎已经快要虚脱。打捞队在江边花了一天时间都没有找到那女子的尸体，她可能被江水带到了下游的城市，那样，恐怕她的尸体永远也不会被发现了。
夜晚，我辗转反侧，碎片似的梦境一遍又一遍闪现。那女子的尖叫，和她被浓雾吞噬的背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97年年初，轻生者渐渐少了下来，主任也打算把我们叫回去。我们已经和站岗的武警同志形成了深厚的友谊，要离开长江大桥的那一天晚上，他们请我和小迟在江滩的一处海鲜排挡里吃了一顿饭。吃完饭后，我说想独自去大桥上走走。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碰到了张仲生。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喝酒，但不知怎么的，我却感到有一丝醉意，很难说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夜色里，我站在护栏旁，漆黑的江面上一艘夜色斑斓的游轮缓缓驶过桥下，汽笛声划破了夜晚的寂静。我忽然痛哭流涕起来。
“小伙子，你为什么要哭？”
我朝身边望去，那是个中年男子，他戴着金丝眼镜，一张圆滚滚的脸庞。他眺望着江面，没听到我的答复，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摇摇头，没说什么。
他叹了口气，说：“世间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你还年轻，还没有经历过太多事情，现在觉得很严重的事情，过几年来看，也不过尔尔。”
他说话半文半白，但语气倒听着很有礼貌，虽然有武汉的口音在里面，却没有那股冲劲。我对他生出一丝好感，也愿意多谈。我跟他说了些我的故事和感受。那些话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夜晚有一种魔力，它能让最沉默的人也吐露出内心隐秘的情感。我的表达断断续续的，没有逻辑性。但他耐心地听完了我所有的话，偶尔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你认为死亡是可以预知的吗？”
这个问题很奇怪，但在这种夜晚，似乎一切奇怪的事情都是合理的。我思考片刻后回答道：“现在的医学手段大致能检测出身患绝症的病人还能活多久，但那只是模糊的估计，死亡……没有人可以预知自己的死亡。”
他笑了笑，说道：“我明年便会死于自杀，你相信吗？”
我大惊，不仅因为这句话出自一个陌生人之口，更惊讶于他所说的内容。接着，他告诉我了他的故事。
他叫张仲生，家中排行老三。他的父母本是知识分子，湖北某高校的教授。由于在鸣放中发表了一篇批评上级领导作风的文章，1958年他们被定性为右派，下放到沙洋农场进行改造。他们捱过了反右和饥荒，却没能捱过文革。1968年他们在家中上吊自杀，留下家中四个孩子。1978年，张家老大发疯了，他被关进了湖北省精神病院，至今都没有出来。1989年秋，张仲生的二哥在北京一处看守所里吞枪自尽，人们不知道他那把枪是从哪里得到的。张家现在只有张仲生和他的妹妹两人，他的妹妹不久前刚被诊断为分裂性情感障碍，现在正在疗养院接受治疗。他说他今年已经三十九岁了，明年他就会死。他们家没有活过四十岁的人，他大哥就是在四十岁那年发疯的。
他说这是张家的命，没有人可以躲过四十岁的断头铡。
听完他的讲述，我沉默不语，大脑却在高速运转着。莫非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轮回？这一切也太过于巧合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宿命。我对他说，他父母和二哥的悲剧是由时代所致，并非自杀的诅咒。他摇摇头说，打从他记事起，他们家便一直与其他家庭不同，他的父母很少对他流露出慈爱或关怀，相反，他的母亲整天郁郁寡欢，而父亲却狂躁不安，冲突时有发生，父亲总会打骂母亲。那时他虽小，却也知道偷汉是什么意思。他大哥常常对他说，自己见到了幻象，他见到毛在一片霞光的海洋中走向自己。他大哥是红卫兵。本来他们家这种阶级成分，他大哥是不可能成为红卫兵的，但他把毛的像章别在了自己胸前的皮肉上，离开了张家。1978年，省精神病院的人按着户籍找了过来，他才知道大哥已经发疯了。
我离疯狂也不远了，张仲生敲敲脑壳对我说，我时常听到并不存在的声音，有一段时间，我总是从梦中惊醒，然后再也无法入睡，我有严重的抑郁症，严重时几乎下不了床，我整日看着窗外的阳光，却感觉身子无比的沉重，脑袋也被抽空了似的一片空白。我吃了些药，病情有些好转，但好景不长，我妻子两年前和我离婚，带走了女儿，那之后我的病情便反复发作，无论吃什么药都无法好转了。
我给他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并且告诉他，如果他感到病情加重难以忍受，就来治疗中心找我，我会给他找到我们那里最好的认知行为疗法医师。他道了谢，却没说他一定会来找我。言辞间，他似乎已流露出放弃生命的打算，我内心沉重，却不知该如何劝说他。
在回住所的路上，我回想着张仲生所说的一切，难道他们家真的被什么阴影笼罩了吗？自杀和精神疾病能否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或者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使得张仲生认为自己也难以摆脱自杀的宿命？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并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干预着这个家族的命运。
春节到了，我回了一趟老家，家里人已经开始催促我找个对象赶紧结婚。好不容易熬完初八，我几乎是从家中落荒而逃的。
我从未忘记那个晚上张仲生讲述的故事。我找到了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谎称张是我的病人，拜托他调查张仲生的家庭情况。最后结果证实张仲生所讲的完全属实，他们家的确有四口人。档案显示，他的父母1968年意外身亡，大哥的档案转入了省精神病院，二哥的档案已被封死。
我只好等待张仲生的电话，我等了很久。那时我忙于工作上的事情，每日都要接待许多来访者，有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所讲述的诸多故事，但我一直都无法忘记张仲生的那个故事。直到1997年秋天，我再次见到了张仲生。
再见到他时，我几乎认不出来他，他原来丰润的脸庞凹陷了下去，显得眼睛很大，那金丝眼镜挂在眼眶上，放大了他眼中的惊惧和不安。他头发掉得很厉害，几近谢顶。他的声音变得尖细，语言紊乱破碎——“我看见了一辆红色的车。两个黑衣人坐在里面。他们是来杀我的。我知道。他们从那个地方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看见他们。长椅上有一个念报的人，但我知道当我转身时他在透过报纸的洞口盯着我。”
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这不仅仅是他所称的抑郁症，而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言语紊乱，幻觉，被害妄想。他被安排住进了治疗中心的病房。与此同时，我开始和主任讨论治疗方案。
张仲生的情况时好时坏，但他的病情的确在一天天加重。就在我束手无策时，我在公安局工作的那个老同学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他查到张仲生并不是张家亲生的孩子，他是张家50年代末领养的孩子。1959年，全国爆发了饥荒，农村饿死了不少人。被下放到沙洋农场的张家夫妻领养了一个农家的孩子。这孩子便是张仲生。档案历经动乱，仍能保存得如此完好，令人惊讶。我对老同学千恩万谢，对他说他救了一条性命。
我在张仲生清醒的时候，告诉他了这个事情，同时，还把传真过来的档案复印件给他看了。他那震惊而迷茫的神色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没过多久，他便出院了。他出院时，几乎已于正常人无异。
故事到这里便结束了吗？并非如此。2001年，我离开了武汉市医疗中心，和朋友开了一家私人心理咨询机构。借着良好的声望和先前积累的人脉，我们的机构发展得很快。我不再担当咨询医师，那对我来说太沉重了，因为一个人的同理心是会消耗的。
那年冬天，武汉很冷。一个身穿皮短裙和长筒袜的女子来到了我们机构。她很年轻，不到三十岁。她说她是张仲生的女儿，父亲临死前给她留下一封信，要她转交给我。她费了点功夫才找到我。我被张仲生的死讯所震惊，当我想向她了解更多情况时，她却离开了。
我拆开那封已经泛黄的信封，信笺纸上是张仲生齐整的蓝黑钢笔字迹：
小艾，谢谢你愿意帮助我。我时日不多了，我能感觉得到。
在离开治疗中心后不久，我的幻觉又出现了。我时常会看到一只黑狗，它会出现在每一个角落，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它在等待着我的死亡，如影随形，我无法摆脱它。我知道只有我能看到它。
我是不是张家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和他们经历了那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他们的家人，这不是靠基因或者血缘才能证明的，有些东西科学无法证明，但它的确存在。就像那死亡。
一个生命的消失，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影响，就像海洋里一滴水蒸发掉而已。
我不会再寻找什么治疗了，我会接受我的命运。
再见。
看完信的那天晚上，我去江边坐上了最后一班轮渡。轮渡里十分拥挤，喧嚣的武汉方言在舱内此起彼伏。人们推搡着，叫骂着，我被人推挤着几乎站立不稳。我的额头很快便渗出细汗，脊背也有些潮湿。船底传来一阵抖动，轮渡渐渐驶离了岸边。一声刺耳的汽笛声在我的头顶上响起，让我内心一震。周围的喧嚣声不曾有丝毫停歇，人们在大声讨论着蔬菜和鸡蛋的价格，并津津乐道于自己砍价的事迹。我费力地穿过拥挤的人群，终于站到了船帮旁，湿润的江风拍打着我的脸颊。我向上眺望着远方的长江大桥，恍惚间看见一个人影从那上面坠落。
（完）
*2016年的老文，对武汉做了些黑白滤镜式的描摹，个中细节就不必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