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 – 避难所

“屋子空荡荡的，墙体泛黄。地板上铺着一块床垫，因为经年累月的使用，中间凹下去了一块。被子摊在一侧，没有叠齐。临近落地窗的角落，堆着覆满灰尘的旧书。落地衣架上挂有两件一模一样的衣裳。斯图尔特坐在地上，背对我，盯着窗外发呆，他的后脑勺上有一小块秃斑，是他小时候头撞在墙缘上落下的痕迹。我随手翻起他先前递给我的诗稿，诗句晦涩难解，过眼即忘，但密密麻麻的涂改痕迹显出这些最后展现出来的词语，是精心打磨后的结晶。炭笔的污迹黏在我汗濡的手心，我悄悄阖上诗稿，不知该怎么开口。

平心而论，他将词语搭配得很巧妙，像随意吟来却偶然天成。但只有看过了他的手稿，才知道他所下的功夫。有时，他会因为过于琢磨词语，以至于不敢落笔。在他脑中，有一个无形的言语审查官，以冷酷的双眼扫过每一行诗，如果那位官员冷笑一声，斯图尔特就将这行诗从脑中剔除；若那人默不作声，他才敢将诗写出。这审查官是前人幻化所成，是他阅读多年后形成的痼疾。它长在他的大脑里，犹如一颗不断膨胀的瘤子，压迫他的神经，有时带来令他战栗的喜悦，有时则是痛苦。无论如何，它业已成型，而斯图尔特无法摆脱。”

我的女友念到这儿，将书阖上。“她写得很真实，”她说，“没有人能比她对你的观察更深刻了。”

书的封面是一个虚幻的人影，隐藏在格栅窗帘之后。《退却和忘却》——作者：玛丽·斯图尔特。我没有想到姐姐的这本书真的出版了，但我此时毫无阅读的兴趣。我想，如果一个人长得很丑陋，是不愿意主动去照镜子看自己的。

我捂住嘴巴，打了个喷嚏。一阵风将我们脚前枯黄的树叶扬起，托向远处的池塘。对岸的垂钓者躺坐在凉椅上，双手搁在肚皮，似乎已经睡熟。一群野鸽在空中盘旋，向投食者围拢而去。这阴翳的日子已有一段时间了，温度也滞留在十五摄氏度上下。每日，我穿相同的衣服出门，也许是为了呼应这永居不动的天气，也许是我的四肢已习惯了这套衣服的重量和质感。我在考虑远行，目的地是南欧某个温暖的国度。计划已经做了一半，但我尚未告知女友这件事。如果我忽然消失了，她也不见得就想找到我。我意识到，我想逃离的不仅仅是这凝滞的日子，还有我身边也静止了的关系。

我从女友手中抽出那本书，随手翻了翻，忽然发现其中一页印有我童年的照片。父亲将我抱在臂弯中，背后的书柜里陈列有皮质封面的孔拉德全集。父亲穿一件鸡心领毛衣，搭配白色衬衣，眼镜片反射出相机的闪光灯。他的笑容看上去很不自然，似乎背后有人用枪顶着他，要他对镜头微笑。我也望着镜头，嘴巴吃惊地微张。

女友被这张照片吸引住了。“那时你多大？”

我将书阖上，还给她。“我不记得了。我怎么会记得这种事。”

“你也许想去见见你姐姐。她住在哪儿？利物浦？”

也许你是对的。我暗忖。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拜访过她了，甚至忘记了她提过要写一本以我为主人公的非虚构图书。书里的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整日郁郁寡欢。但现在去找她是做什么呢？是为了告诉她，你在书里写的那个我已经不存在了吗？

不论如何，在离开这个国家做长途旅行前，也许我应该去看一看她。这样当我消失的时候，至少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

抱着这样的念头，我买了火车票。出行那日，恰逢一场球赛的举办。火车上挤满了身穿利物浦队衣的球迷，每当有人高唱利物浦万岁，便会引发一阵醉汉般的应和。我和其他没有抢到座位的乘客站在过道里，观看车窗外倒退的远景，草甸上的羊群，零星起伏的乡村石屋，枝桠阴森的赤杨树群。日光逐渐转暗而不可辨物。夜色里，城市的灯光从黑暗中浮现，又被火车渐渐抛在身后。我拿出一本书来看，但因为车厢过于晃动，只好作罢。

我随身带了一个中等容量的斜挎旅行包，打算看完姐姐后，直接去伦敦转机去远行。这趟旅行我谁也没有告诉，但姐姐一看见我，似乎便明白了一切。她候在火车站的出站闸机，身穿一套卡其色风衣，夹有黑丝的金发被风吹向一侧，挡住了她的面容。她将头发捋回耳后，露出瘦削得近乎刻薄的脸颊。我猜，她还没有解决进食障碍，不然，她也不会瘦到这种程度。

我们礼节性地拥抱了一下，彼此无言地向夜色中走去。利物浦寒昨日刚下过一场大雪，路面残留着冰霜。姐姐穿着高跟长靴，走路不稳，我搀住她，以免她滑倒。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带这样大的旅行包，我想她已经猜到了我的计划，因此也没有多加解释。路旁的酒吧刚开始营业，门口站着排队等候的人们。窗玻璃打满了白气。末了，姐姐终于开口，问我是否看了那本书，因此才想起来找她。

我告诉她，直到我的女友告诉我，我才得知这本书出版了。

我没有看完这本书。它就像我上学时看的那些必读作品，我只是遵循他人的意图去读，但对书的内容情节不感兴趣。我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种东西上了，读得越多，我就越后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文学。但姐姐是个有名的作家，她所写的图书常能进入畅销榜单，封底推荐语的署名是《泰晤士报》或《独立报》这类报刊。也许，她的这本新书和以往一样受欢迎，但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她的房子位于利物浦座堂旁边的居民区，四周很安静。她的丈夫给我们准备了简单的晚餐后，便上楼去歇息了。姐姐一口都没有吃，我因为先前乘坐的火车过于不适，也没有进食的念头。餐桌上堆满了银行账单、保险合同，超市收据。计算器将收入记录到一半，停留在某个对我而言格外高昂的数字上。我看了一眼，便礼貌地移开了视线。

在灯光下，我们没有直视彼此，而是越过对方肩头，望着之后的某个地方，像中间隔了一面镜子。我们已有两年没有见面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送别的火车上。在那之前，她和我同住了几个月，为了写一本“以为我主人公”的书。我当时生活窘迫，没有将她写书的事情放在心上，之后也忘记了这件事。也许她以为我这次来找她，是兴师问罪。毕竟，书里写的不尽是些光彩的事。但我其实没有什么念头，倒不如说，只是因为女友建议我来看她，我才这么做。

你的状况看起来很拮据，我说。

她对着那些账单笑了笑。一直如此，我总是在和数字打交道，计算月预算，对比基金收益率，报税，都是些我不擅长的事。如果我资金充足，就能找个理财顾问帮我处理这些事。

我很少想这些，我说，我没有盈余来让我考虑这些事情，如果让我去思考未来，我只能看到下一个月的情景。

如果你有了家庭，你就会看得更远一些。她说。

人们总是这么说，你也和他们说得一样，我本以为你会讲些与众不同的话。我说。

生活不是作诗，我们没必要刻意寻找不同，那只会给自己增添烦恼。她说。

所以你成了畅销作家。

我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丝贬低的态度。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会把姐姐寄给我的书从头到尾读完，并且以邮件回复我的读书笔记。那时我对她有着类似对于父亲一样的尊崇，但不知什么时候，这种狂热的心思淡了，我也不再去参加当地诗社组织的公共朗诵活动。如果别人不喜欢读我的诗，我何必要将诗稿凑到他们的鼻子底下去呢？正如父亲一样，姐姐很早便展现出写作的才能，从中学起，便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而那时的我只能用电脑软件设计出简陋单薄的个人杂志，联系便宜的印刷厂，打印出的成稿堆在卧室，使之充满一股挥之不去的油墨味道。我和一群喜欢波德莱尔的朋友模仿颓废派的风格，写作拙劣而伪饰的诗句。我沉浸在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兰波的幻想中，但文法课时常拿到不及格的成绩。如今回忆起来，当时的一切都在向我暗示，我毫无成为优秀诗人的潜质，但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等我醒悟到这一点，想再学一门谋生手艺却为时已晚。写诗使我成了个阴郁之人，我对除此之外的其他行当提不起任何兴趣。

姐姐没有回答，也许我刚才的那句话刺痛了她，但这个念头没有让我感到歉疚。

我往纪念柜走去，里头有一张父亲伏案写作的侧写照。父亲咬住笔头，桌上散乱地堆着稿纸。记忆中，父亲总是清晨五点起床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八点，再去邮局上班。下班回家后，他径自将自己锁在书房里，很少与我们一起用餐。即使在节日宴席上出现时，他也总是一副眉头紧锁的模样。有时，他会在家里接待一些朋友。我喜欢偷听他们的谈话。激烈的辩驳时常发生，父亲的阐述往往会被别人以武断的语气打断。那时，法国新小说经文学刊物介绍，一时风靡英国。加之新浪潮电影的影响，玛格丽特·杜拉斯和阿伦·雷乃成为报纸谈论的焦点人物。但父亲顽固地坚持英国小说的传统写法，声称D·H·劳伦斯和他的《儿子与情人》是当代最优秀的英文作品。此类讨论往往不欢而散，前来拜访父亲的客人越来越少，父亲整夜待在书房，写出来的故事却没有报刊或杂志愿意发表。与他相识多年的编辑提出意见，告诉他当代读者喜欢阅读简洁明快的故事，长篇累牍的段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当代作者无需费尽心机烘托情节的氛围，古灵精怪的短句更受人追捧。

父亲如此回复编辑，当代读者无法忍受长段落是由于阅读能力的退化。

我注视着父亲的相片。他专注的神情吸引了我，我们得承认，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和姐姐才走上写作的道路。朋友把我们介绍给陌生人时，也常会加上一句：这是某某作家的孩子。

那是他唯一的照片，姐姐说。他不喜欢拍照。

我希望他能看看我现在写的东西，我说。

你还是很崇敬他，姐姐说。我以为你现在已不需要来自外界的认可。

可他可不算外界呀，我说。

姐姐笑了。但你从未在乎过我的赞扬。

我说：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点。我想我最初只是希望能获得他的认可才开始写诗的。

姐姐说：我曾和你一样，可是现在，我已经摆脱了他的影子，谁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们说这些话时，都在往那副相框瞧，好像不是在跟彼此，而是和镜中人交谈。姐姐陷入了沉思。我想起她的话，便说：几个月前，我的诗发表在一本年刊上，没有稿费，但那是份很有重量的选集。

恭喜你，姐姐说。你现在也应该有一些名气了吧。

可名气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如果有人愿意买它，我可以拱手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