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波兰游戏的喜爱，我一直想去波兰旅行，弄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出《这是我的战争》这样的游戏。在参观完那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我明白了一切。
华沙的城市建筑带有强烈的苏联风格。由于其90%的城区在二战炮火中被摧毁，现在所见的建筑大部分都是战后重建的。华沙老城区 (Old Town)里，能看见不少在原有的窗户上叠加新一层窗户的屋子，它们正是由原址上残存的屋宇重建而来。
相较之下，克拉科夫，这座波兰的第二大城市，保存有更多历史建筑。它靠近南部边境，出于安全考虑，18世纪时，波兰国王把都城由克拉科夫迁到了华沙。强大的历史惯性让克拉科夫保持繁荣，直到现在，波兰人还喜欢在华沙和克拉科夫间比较，谈论哪一个更好。
作为波兰首都的华沙，在二战中成为首当其冲的轰炸对象。克拉科夫由于其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较次要的政治地位，得以幸免于难。也因此，今天我们才能看见克拉科夫城内卡齐米日犹太人隔离区 (Ghetto) 的历史全貌，置身于其中，对比历史照片和现实场景，或多或少地想象当时被纳粹的铁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犹太人，生活在何种环境中。
当地导游介绍，二战期间，在建造隔离区时，纳粹指派一名犹太建筑师完成这项任务。在设计围墙时，这名建筑师刻意将围墙设计成犹太人墓碑的形状，为的是警告尚生活在隔离区内的犹太人从这里逃跑，因为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将被送进集中营的噩梦。
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其中300万人死于波兰。300万人中的三分之一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参观位于华沙的犹太人历史博物馆 (Polin Museum)时，我在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展区内几乎流下眼泪。那些完好的私人日记和图片让死者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鲜活的一个个生命。他们有爱人、亲人，朋友，有自己的职业，带着花园的小院子。但所有这些都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复存在。无论置身于这座博物馆里，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我都处于强烈的不真实感体验中。成长于没有战争的环境中，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犹太人会遭遇大屠杀，为什么纳粹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成批成批的犹太人送入毒气室，我无法设想那样一个人类道德伦理全然丧失的时代。
“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 ——罗森塔尔：《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从波兰回国已有一周，但这篇最后的游记却迟迟没有完成。回想起我在那里看到的一切，我不知该如何落笔。所有一切，已被罗森塔尔简约的新闻稿件所说明。我认为所有年轻人都应该去奥斯维辛看一看。尽管此前我们已经通过《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安妮日记》等作品了解犹太大屠杀和二战，但在波兰，二战的余音从未远去。在克拉科夫的辛德勒工厂门口，导游向我们提起，几个月前，从以色列来的一名游客，从纪念展柜上辨认出了她父亲的黑白照片，她不知道为什么那张照片会在上面，但她父亲的确通过“辛德勒名单”得救。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我们的英文讲解员，也提到她姑姑的邻居曾收养了一名集中营解放后获救的遗孤。
After visiting Auschwitz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it is so important to preserve this authentic site.
——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门票上的一句话
每天，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我们沉默地在档案馆、毒气室和营房间穿行，有游客紧捂嘴巴，眼角留下泪水。
在我参观的那天，恰好有几百名来自以色列的中学生们到那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参观。之所以辨认出他们来自以色列，是因为他们身穿背后印有以色列国旗的白色棒球服。和同行的一名墨西哥人聊天时，我提到了这些学生，说这种旅行很有意义。我们谈了南京大屠杀，几年前发生在墨西哥的针对学生的政治暗杀，还有克拉科夫的啤酒。
“你为什么来波兰？”他问我。
“因为我喜欢波兰游戏。”我说。
“波兰游戏？”他吃了一惊，“《巫师》吗？”
“《巫师》是款好游戏，但我觉得《这是我的战争》比它更好，”我说，“这是款现实题材游戏，基于九十年代发生在欧洲南部的战争。（我想说南斯拉夫战争，但我不知道对应的英文词）”为了避免更多麻烦的解释，我问道：“你呢？你为什么来波兰？”
“我来波兰主要是为了参观奥斯维辛。这些事情……”他吃力地比划了一下，“所有发生在这儿的一切，只是七十年前的事情……我认为在至少一百到两百年的时间内，我们应该记得这些事情。”
他说在波兰之旅后，他会去德国。他问我是否去过柏林，我说没有。
“如果你去柏林，你就会发现那里保留有很多布满子弹孔的建筑，”他说，“我很喜欢德国人的思考方式。他们把这些建筑保存不拆，是为了让后人记住他们的错误，不要重蹈二战的覆辙。”
奥斯维辛集中营全称奥斯维辛-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它是两个地址的合称。第一批囚犯于1940年被纳粹运进奥斯维辛1号后，纳粹发现从欧洲各地运来此处的犹太人数量过多，原有集中营无法承载，于是又在距离奥斯维辛1号10分钟车程的比克瑙修建了奥斯维辛2号。新的集中营区是原有1号的4倍。苏军于1945年解放波兰时，奥斯维辛3号尚在修建中。匆忙逃跑的纳粹将奥斯维辛2区的毒气室付之一炬，如今仅残留有奥斯维辛1号的一座小毒气室。纳粹所使用的毒气为Zyklon B，最初由一名犹太科学家发明，用作杀虫剂，但后来却被纳粹用来实施种族灭绝计划。
在集中营运转的中后期，焚尸炉屠杀犹太人的效率达到最高时，每二十分钟就会有一批超过百人的队伍被送进毒气室。在进入毒气室前，人们被告知将进行淋浴清洁，有的人甚至还会带上香皂。在1942年-1945年，火车将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运入集中营，下车的队伍排成一排，缓慢地向奥斯维辛2号的大门走去。
纳粹医师约瑟夫·门格勒 (Josef Mengele) 站在门口，给站在他面前的犹太人判下生死的命运：手指指向左——囚犯被直接送入毒气室；向右——囚犯被送入牢房，在严酷环境下劳作几个月后，再被送入毒气室。
囚犯每天只能去两次厕所，每日饮食所摄入的热量不足五百大卡，根本无法支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在陈列馆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死难者在进入集中营时所拍摄的“囚犯”登记照，并标注有他们的姓名、职业、入营日期和死亡日期。很少有人能活到两个月以上。禁止拍照的玻璃陈列窗内，人体毛发堆积得如同山丘，这是囚犯在被送入集中营时所被削去的头发。在那片灰沉沉的毛发里，我可以辨认出那些纯白的，属于老人的头发。讲解员说，盖世太保曾用这些毛发制作衣物。
写到这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继续往下写。这些事情真的曾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
但所有以德文写就的档案清晰地记载着死难者的资料。这些数字承载的重量超出我的认知，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把我在那里见到的一切表达出来。独自旅行，让我有更多沉默的空间去观察和反思。我参观奥斯维辛的那日，和罗森塔尔文中所述一样，是一个晴天，雏菊花在集中营的草地上盛开。我穿过那曾发生过越狱暴动的沟渠，独自一人向奥斯维辛的森林深处走去。7名囚犯曾沿这条路走过，跑进浓密的森林中。他们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成功逃脱，剩余被纳粹抓住的人，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被处死，以儆效尤。
太阳高悬于空中，但奥斯维辛无比寂静，空气中弥漫着森冷的气息。我环顾四周——那片空地曾被纳粹用来焚烧尸体；那几处污水渠曾经被尸体填满。一百万人曾死在这里，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森林中，似乎有人正在看我——这样一个茫然、轻快，面颊丰腴的年轻灵魂，试图去理解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但这份尝试终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