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共和国

1

正午的太阳刺得我眼睛发酸,戈壁滩上,稀疏的骆驼刺向远方蔓延,地平线尽头的景象在热浪中扭曲。我的膝盖已经麻了,感受不到沙砾硌在骨头上的痛苦。眩晕感再次袭来,我紧闭双眼,等待它自行退去。

枪声第三次响起,又一个囚犯倒下。

我睁开眼,看见舒尔茨面朝下地倒在我身旁。他的脑壳被掀开一半,脑部软组织流落出来,黏在他的头发上。

在枪声响起的瞬间,我听见了舒尔茨的一声闷哼。也许那时他想说什么遗言,却没有来得及。这个念头在我脑中徘徊,让我感到不安。但即使我听清了他的遗言又有什么用呢?我很快也要死去了。

摄影师将DV机从脚架上取下,向我走来。行刑者走到我身后,将枪口抵上我的脑袋。我闭上眼,不知道自己可以向哪位神祈祷。我不敢开口,甚至不敢咽口水,不敢有任何动作。

一声击铁撞空的脆响。

在那一瞬间我以为子弹洞穿了我的头颅,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我睁开眼。摄影师跪在我面前。DV机对准了我,红点正在闪烁。

我听见有人用新亚述语高喊道:“沙马什让我们留下第四颗子弹,让它成为散播恐惧的瘟疫。作为这场处决的唯一见证人,他将带回我们兴都库什派的檄书。我们神圣的土地不容许外来者的染指,任何妄图占据铀矿的人,就是我们兴都库什战士的敌人。”

我愣愣地盯着DV机,不敢相信我逃脱了将死的命运。我被人从地上提起,差点没有站稳,那人抓住我的手臂,给我支撑的力量。我转过身,看清了行刑者的样貌,一个身穿黑色高领毛衣的亚裔少年。他五官清秀,神色平静。如果不是他手中那把点三五七的半自动手枪,我难以相信我的性命方才系于他之手。

“哈桑,带他上车。”摄影师说。


六个月前,我被《中亚前线》杂志派到米瓦尔进行战地报道。舒尔茨和我搭档。他是名摄影记者,今年二十八岁。

舒尔茨和我都有过从军经历,这也是我们能被派来这里采访的原因。相比文字新闻,读者们更喜欢看直观的交火图片。不过这半年来边境上的冲突屈指可数。多数时间,我们只是在拍摄高级官员视察军事驻地的活动。直到复活节期间,我和妻子去挪威度假。在游客大厅的电视上,我们看见了兴都库什游击队在米瓦尔市中心引爆炸弹的新闻。炸弹造成三十九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米瓦尔地区宣布进入三级戒备状态。

游击队与共和国的纠纷最早可以追溯至三十年前,铀矿刚被发现时。铀矿坐落于共和国和莫尔罕王国的边境,但共和国有主要矿藏开采权。莫尔罕曾发动过战争来夺取资源,但在共和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下,旋即宣告失败。此后,莫尔罕转向秘密扶持像兴都库什游击队这样的民间反叛力量,策划恐怖袭击,意图让米瓦尔地区陷入动荡,瓦解共和国对铀矿的实际控制权。这些恐怖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连共和国也放松了警惕,直到这次发生在米瓦尔市中心的爆炸,再次向世人宣告地下力量的存在。

当天晚上我飞往阿拉木图,途中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转机。那时所有开往米瓦尔的大巴已经停运,我联系先前结识的当地报社记者,恰好他们要将一批摄影器材运往米瓦尔,能捎我一程。在前往米瓦尔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多处哨站。因为外国护照,我屡屡被拦下。盖有出入境总署印章的短期采访许可证因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戒严不得不作废。我只好给舒尔茨打电话,让他帮我重新申请一份紧急许可,并传真发来。驻兵仔细检查过文件后,才允许我通行。

抵达米瓦尔后,我拖着行李箱,从车站匆匆赶往编辑室。街上行人稀少,鲜少商店还在营业。手持步枪的巡逻兵随处可见。每隔一百米就有一处临时安防点,两名手拄防爆盾牌的士兵背靠背站在一起。十字路口驻扎有装甲车。士兵们站在铁网围成的盾墙后。每当我经过一处时,都能感觉到他们紧盯我的目光。

编辑室坐落在公寓二层,一楼是烧烤店,因此屋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油烟味。我赶到时,舒尔茨正坐在打字机前写稿件。烟灰缸里有根未燃尽的香烟。一条棉线从屋当中穿过,挂满了底片。

舒尔茨瞥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问:“假期如何?”

“不错,不错,”我敷衍着,把大衣挂上衣架,“我们什么时候走?”

“今晚八点——”哒哒哒,“你现在收拾行李还来得及。”哒哒哒。

我打开行李箱,把多余的衣物一一取出,其中有妻子给我买的麂皮手套。昨天,我还在卑尔根的雪山上呼吸冰冷的空气;今天我却在炽热的中亚。时差让我昏昏欲睡,但我必须保持清醒。

我在舒尔茨对面坐下,从桌上厚厚的一沓报纸里取出一份。米瓦尔的恐怖袭击占据了头条,不过没有什么新细节。我放下报纸,想用手机给妻子发条消息,但即使连上无线网络,我还是无法登入互联网。

“竟然连网络都封锁了!他们想让这里回到原始阶段吗?”我说。

“别担心,我们能用座机打电话,但很可能会被窃听。”

“谁告诉你的?”我问道。

“我在安全系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任何往国外打的电话都会受到‘高度关注’。”

我走到窗边,往楼下望去。阳光将行道树的影子投落在地上,没有路人经过,蝉鸣得似乎比以往更响亮。我这时才意识到楼下那家嘈杂的烧烤店没有开门。

我转过身,对舒尔茨说:“你给家人打过电话了吗?”

“打过了,但没有人接,也许他们去度假了,这样也好,他们不必担心我。”


我不知为什么我会回忆起这些。那声枪响仍在我脑中回荡。

舒尔茨死了,我还活着。

舒尔茨死了,我还活着。

舒尔茨死了,我还活着。

面包车在废弃的高速公路上疾驰,一路上都很颠簸。后车厢里,我和哈桑相对而坐。摄影师和队长坐在前面。没有人说话。

尘迹斑斑的后车窗外,掀起的扬尘将天空遮蔽。那些尸首曝露在戈壁中,等待的啄食。

我将脑袋向后枕在焊有铁栏杆的车窗上。一阵强烈的荒谬感袭来。也许我已经死了,但我的灵魂制造出我存活的假象,以免我因死亡而发疯。

我疲惫地闭上眼,为了不去想舒尔茨和那些死去的人,我转而分析起目前的情况。游击队把我留下不杀,是为了让我将那段行刑录像带回去。他们没有办法使用网络,只好让我回去送信。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中我。但在这一瞬间,我很羞愧地发现我对自己能苟活下来这件事感到庆幸。我和妻子住在曼彻斯特。我们小女儿喜欢睡客厅的儿童帐篷。天气晴朗的早晨,我会将落地窗的窗帘拉开一条缝隙,让阳光落在明黄色的帐篷上……我停下追忆,嘴里满是沙砾的苦味。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她们的世界。

不知在戈壁滩上开出多久后,汽车停了下来。哈桑把我推出车厢。此时,空气中已有了些凉意。废弃的国道向荒漠两端延伸,没入地表之后。

哈桑把记忆卡塞进我的口袋,用英吉沙小刀切开绑缚着我的麻绳。麻绳的纤维已经嵌进了我的皮肉里,留下一圈血痕。我缓缓活动起麻木的腕关节,求生的念头随知觉复苏。

“沿这条公路走两个小时,有处哨所。”哈桑说。

我用新亚述语说:“为什么不杀死我?”

哈桑耸了耸肩:“不为什么,因为你是最后一个跪在那儿的,我们总得留下一个活口。”

他敏捷地爬上车厢,将车门在我眼前合拢。隔着灰尘斑驳的车窗,我们对望了一眼。我无意识地向前迈出几步,但那辆车已经启动。一阵尘土扑面而来,遮蔽住我的视线。我一直注视着它,直到它没入远方起伏的公路后。

2

吊灯轻轻摇晃,牵动起桌椅的光影。我把脸颊埋入手掌中,不知过了多久,门才再次打开。

一名身着黑色夹克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将腋下夹着的档案袋掼在桌上,拉开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他的眼袋很重,鼻翼旁长着颗肉瘤。我交握起双手,等待他的发问。但他一直在阅读案卷,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你们不应该把我关起来,我没有犯罪。”我说。捕捉到他神情间滑过的一丝轻蔑,我连忙追问:“你们看了那视频吗?”

他拔开钢笔盖,在档案页上书写起来。“梁先生,我有责任告知你,在审讯过程中,你会被录像。除了我,你没有发问的权力。不过只要你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他的语气很客气。不错,我是国际记者,我的境遇牵涉到国际舆论。但我不确定在这网络被切断的地方,这些消息能否被传播出去。我是唯一去过游击队基地还能安然无恙回来的人,他们怀疑我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努力平复不安的情绪。眼下,除了我自己,没有人能证明我与那些游击队员没有任何往来。我前倾身子,想看清他在写什么,但那些字迹过于潦草,无法辨读。

他阖上钢笔盖,慢慢地说:“既然您没有回答,那么我就当您默认了这些。请您如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不要试图伪造任何信息——如果你不想让事情变得很麻烦的话——现在,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装甲车在砾土间攀爬,烈日炙烤着它的金属外壳。

我攥紧扶手,汗水已将我的背心打湿。颠簸的路面让我不停摇晃。我闭紧嘴巴,忍住一个涌上的酸嗝。

“你好像快吐了。”坐在我对面的那名士兵说。他的头盔没有系紧束带,歪斜地戴在脑袋上。他的眼神有些狂乱,像醉汉在努力保持清醒。

“抱歉,”我勉强说道,“你们有呕吐袋吗?”

他愣了片刻,大笑起来。“听听!这位绅士在问我们要呕吐袋呢!”

其他士兵跟着笑了。我愈发眩晕起来。

我捂住嘴巴,弓下身子。那士兵抬起靴子,生怕沾到我的呕吐物。但除了酸液,我没有吐出什么。我用衣袖擦擦嘴角,直起身来。对面的那名士兵看着我。我指了指他头盔上的马克笔印记。“你叫‘水烟’?”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要采访我吗?”他说。

“只是问一问,写讣闻的时候可能用得着。”

舒尔茨插嘴道:“别在意那些,他只是在开玩笑。”

“听说你们参加过战争,哪一场?”

“572团1营G连,第一次边境战争,”舒尔茨指了指我,“他是后勤部队的,输送伤兵。”

“要是我,参加一次战争就够了,我不会再来这里。”坐在水烟左侧的一名士兵说。他圆框眼镜的镜架腿绑了绳子,在脑后系紧。如果不是强制兵役制度,或许他此时正坐在某所大学里,研究可降解塑料一类的问题。但是谁知道呢,他也可能会在端起步枪杀人时,冷静地数出每一个倒在他枪口下的敌人。

“我叫罗素,”他顿了顿,“这不是我的外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随装甲车的移动而晃着身体。我将头盔取下,拭去额头的汗水,又将头盔戴上。

米瓦尔仿佛一道迷宫,我花了六年的时间,又回到了原地,我怀疑这里没有出口,所有人最终都会被困在这里。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我回到了曼彻斯特,有时,我会听见导弹将夜幕撕裂的声响,或将流窜的烟花误认作照明弹。但无论我怎么跟妻子解释,她都没法理解那些声音是真实的。

无线电频带出现了噪音干扰,我们没法接收到来自其他车辆的讯号。驾驶员只好停下装甲车,原地待命。透过狭窄的侧窗,我们很难看清外头的景象。密闭的环境愈发燥热。不安地等待了几分钟后,水烟爬上梯子,把顶盖打开,向四周张望。

旷野上的枪声像一条鞭子打出的回响。子弹击中了他。

他踩在梯子上的右脚往下移了一格,似乎在摸索落点,但他没有踩稳,就猛地跌落下来。他躺在地上,捂住喉咙。鲜血从他的指缝不停涌出。操操操。罗素咒骂着,掏出纱布盖在水烟的伤口上。纱布一瞬间被血染红。水烟攥住罗素的手,将他的颤抖传递给了罗素。操,罗素说。

水烟猛地吸了口气,咳出带血的唾沫。他愣愣地看着上方,然后不动了。

一发迫击炮在附近落下。我感受到车身的震动。灰尘从车顶洒落。罗素爬上梯子,伏在炮塔吊篮上,透过车窗观察周遭的情况。怎么回事。我吼道。罗素弯下腰,我看见他的嘴在动,但我听不见他的声音。又是一发炮击,我们被震得向一侧倒去。我跑到驾驶座前,冲驾驶员咆哮起来。他也在对我咆哮。但我们都听不清对方。罗素开始用机枪射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见了敌人。驾驶员将装甲车重新启动。我没有站稳,向后倒去,头盔磕碰到了某个硬物。我用手掌撑住地面,想让自己直起身来。这时有什么东西猛地在我头顶炸开。我被掀了出去,脊背撞到金属车门,一阵剧痛传来,几乎令我休克。

车内的可燃织物迅速被点燃。等我恢复清明时,才意识到舒尔茨正把我向后车门外推去。我背朝下,重重地跌落在外头的沙砾地上。舒尔茨随后跳出。烈焰的浓烟已将整辆装甲车吞噬,再没有人从那里跑出来。

流弹在空中穿梭,似乎每一个方向都有枪声。舒尔茨架起我,往最近的军用越野车跑去。子弹溅起的砾石打在我的胫骨上,但我不敢停下脚步。我们倚靠在越野车的背后,急促地喘息着。舒尔茨将相机抱在胸前,做了一个深呼吸,从引擎盖上探出头去,快速拍下一组照片。装甲车的机枪声盖过流弹的呼啸。两名提着轻迫击炮的士兵伏低身子向我们跑来。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校准。炮手将炮弹悬在膛口,我看见他的口型像是“开火”。我立刻将脑袋埋进膝盖里。迫击炮滑出炮膛,向远方飞去。但在这时,我又听见先前在装甲车内听到的那声响,像远方有一千个女人在同时哭喊。那声音在空中拉出一条弧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抬起头,只来得及看见一道闪光。一声巨响在我耳畔炸开。

随后,我的世界失去了声音。


“我醒来时,发现我和舒尔茨被关在一间土屋里。屋内没有任何物品,只有一扇油纸窗。此外还有三名被俘虏的士兵。”

“你和那些人有没有什么交流?”

“那些?”我以为他指的是那些和我们被关在一起的人。

“那些关押你们的人。”

我迟疑了半晌,“没有,他们只是定时来给我们送饭。”

“描述一下他们。”

我不应该用“他们”这个复数单词,因为给我们送饭的只有一个年迈的老人,他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无法从他那里获得任何信息。刚开始,我还能模糊地根据睡眠和进食的节律来判断日子,但后来,我对时间的认知变得模糊。我们可能在那里被关押了有半个月到一个月之久,大小便都在一个铁皮桶里解决。没有人清理它,后来粪便溢出桶子,滋生出了蚊蝇。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具动物,只知道进食、排便和睡觉。我的胡子长得很快,浑身酸臭。我们不再交谈,每天盯着油纸窗发呆,看光线由深变浅,再由浅变深。我将所有能思考的事情都想了个遍,但我发现,不思考反而是最好的,因为思考会让我陷入偏执,让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被杀死。直到有一天,一名士兵崩溃了,用头去撞击墙壁。我们大声呼救,却没有人来。后来他撞得晕了过去,直到送饭人来时,才看见这些。他似乎将这件事报告了上去,因为第二天我们便被带去了刑场。

他眉头紧蹙,似乎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但事实便是如此,我再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再回忆一下他们是怎么对你们行刑的。”

我的耐心几乎被消磨殆尽,我抑制住烦躁,语气冰冷地说:“我昨天已经详细地和你的同事说过这一切了。”

“那与我无关。”他说。

我疲惫地撑住额头。睡意涌来,我没有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砰地一声把档案夹摔在桌上,那巨响让我的心脏猛地抽了一下。我只好睁开眼睛,但看不清任何东西。

我近乎梦语般地将行刑的经过又复述了一遍。期间,他不停地打断我,追问细节上的问题。我的回答开始自相矛盾。我先说我们是在中午离开牢房的,随后我又说那时已经快黄昏了。他抓住这些漏洞,向我发起攻击。我机械地应答着。“对,那时已经黄昏了;对,押送我们的有四个人;我和他们说了些什么?没有,我没有说过什么……我很瞌睡,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这些……是的,他们在训练孩子去杀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我恳求他,求他放我离开,我想快点结束这场讯问,但它越来越漫长。我像在朦胧地回应催眠师的指令,但是,当那个问题被问出来的时候,我一瞬间便清醒了。

“你出生在米瓦尔,是不是?”

3

电车在雪雾间缓慢地穿行,窗外一片昏暗。偶尔有汽车驶过,雪花在车灯的光路间飞舞。车厢内的电视正在播放一支短片,一行行字幕从屏幕上滑过:“反间谍斗争是我国隐蔽战争中的一项长期而没有硝烟的战争……市民朋友们,行动起来……当安全部门要求提供有关个人信息时……不得拒绝……”

电车在一处站台停了下来,几名学生上了车。围巾将他们的脸遮挡得严严实实。一种新型流感病毒从东部传播过来。每天,学校里都有人停课回家。同桌已经有一周没来上课了,整间教室空了一半。早自习像一场漫长的集体催眠仪式。暖气的热意熏得我昏昏欲睡。我的嘴唇一开一合,跟随他人朗读课文,但实际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班主任坐在讲台后,神情一如既往地清醒。我越过空缺的邻座,向窗外望去。天还没有亮,雪霁后的天空是赭红色的,幽深得犹如一座广袤的洞窟。地平线上,有一道闪烁的白光,缓慢而静默地向空中爬升,次第照亮不同高度的乌云,它在顶点停留了十几秒后,才慢慢消散。

广播里忽然传出一道尖锐的警铃声,将朗读声打断。所有人面面相觑。沉闷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我向窗外望去,天际线尽头有火光在燃烧。大街上,行凶者正在杀人。他们身披兴都库什游击队的旗帜,每杀一人,他们便举起步枪,对天空射出一串子弹。到处都是尸体,尖叫和哭号。我们关闭了教室的灯,有人在低声啜泣。我双手颤抖,心脏在剧烈地擂动。螺旋桨的声音由远及近,直升机随后出现。探照灯落下,将行凶者围拢在灯光之中。他们狂热地冲直升机挥舞着旗帜,直升机的枪手射杀了他们。

很多人在这个冬天后离开了米瓦尔,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父亲在P城找到一份非诉律师的工作,母亲则在儿童医院工作,每周只需工作三天。两年后,我们领到了新的户籍证,所有与米瓦尔相关的信息都被新地名取代。祖父因肺癌死后,我们与米瓦尔的最后一根纽带便断了。我们不与那里的亲戚往来,也从未回访过故居。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军队。世纪之交时,爆发了第一次边境战争。我被派去米瓦尔,在后勤部队当卡车司机。”


通往后方的土路一片泥泞。卡车的后轮陷进泥坑,我们想把它推出来,但失败了。天色已经转暗,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我靠坐在护栏上,用打火机试了几次,都没能点着烟头。我的手因寒冷而不停地颤抖。

“喂!来这儿!”

我抬起头。有个人扒在后挡板上朝我招呼道:“来这儿!我有火柴!”

我勉强直起身,往他那里走去。他是这车伤员里唯一的战俘,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运送他,他的位置本应给其他人的。

他划燃火柴,我凑过去,引着烟头,我本不想和他分享香烟,但他贪婪地呼吸我吐出的烟雾,鼻翼抽动得很响,我只好给了他一根。他没有急着抽,而是像嗅骨头的老狗似的,很仔细地闻烟身的味道,之后才把它点燃。用掉的火柴梗,也被他收进了纸盒里,没有扔掉。

车厢里偶尔传来几声痛苦的呻吟。我将双肘搭靠在后挡板上,望向远处。地平线尽头,夕阳的残光留下一道浅痕,越往上,天空逐渐转入靛蓝,光线已暗到难以视物。伤兵们靠坐在公路护栏上,没有人交谈,他们的脸庞给雨衣的兜帽遮挡住了。雨丝划过卡车尾灯,没入黑暗。

“真冷。”他说。

我掸掉烟头的灰烬,说:“一到晚上就会很冷。”

“这是雪还是雨?”

“雨夹雪。”

顿了半晌,他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很快。”

“我们多久能到?”

“说不准,也许一小时,也许两小时,如果路况糟糕,也许明天才能到。”说这些的时候,我侧过身子直视他。他的右大腿上绑了一根止血带,小腿上打了固定夹板。

“我觉得我坚持不了那么久,”他喃喃道,“你有吗啡吗?”

“没有,你得问医生要。”

他缓缓吐出一口烟。“他们会把我扔进监狱里,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的腿从膝盖以下已经坏死了,他们说我得去后方医院做截肢手术。如果他们要把我关进监狱,为什么还要费功夫来救我?”

“我不知道。”

我盯着车灯里的雨丝。战地医院在边境线以东三十五公里处。如果不是这场大雨,我在两小时内就可以抵达。

雨渐渐停了。休息好后,我们把卡车推出了泥坑。土路泥泞,卡车颠簸得很厉害,后头的呻吟声更响了。有人在咒骂我,我默不作声地听着。直到转上国道,公路的状况才好了一些。明亮的月光映出挡风玻璃上的泥痕,寒风从侧窗灌进来,捶打我的耳膜。戈壁滩上,灌木的剪影犹如潜伏的兽群,无声地注视我们呼啸驶过。月亮低垂于道路尽头,我几乎能看见上面的环形山。每当开往一个上坡,我就像是在驶向那颗没有任何文明存在的银色星球。

战地医院设在后方葡萄沟的民居里,当地农民在这里种植一种名叫“马奶子”的葡萄。我靠坐在卡车上,看人们来来回回地运送伤员。雨已经停了,此时是夜里十二点,檐下挂着一盏白炽灯,蚊虫冲撞向它,摔打出噼啪的声响。我扔掉烟头,跟随最后运送担架的人进了院子。

整间院落挤满伤员,重伤员躺在折叠床上休息,没有床位的病患挤坐在一起,靠墙和衣而睡。收获的季节已经过去,葡萄架上只有枯萎的藤叶。月光把葡萄藤的影子投落在沉睡的士兵们的脸上,如果有微风吹过,影子就像活了过来,在那些疲惫的脸庞上翕动。一个护士从我身旁匆匆走过,手中的铁盆满是手术器械。她走进一间土屋,拉开屋门后又阖上,透过那条转瞬即逝的缝隙,我瞥见躺在床上的那名战俘。他的长裤沿裤缝被剪开,右腿乌青瘀肿。

我在角落的空地坐下,闭上眼,却睡不着。这里很安静,安静得让我清醒。我运送来的那车伤员已被安置好,有些则被送进军用帐篷里做手术。偶然,那里会传来叫声。医护人员投在帐篷上的影子令人焦虑地来回走动。后来,我受不了寒意,只好回卡车上休息。我把车窗关好,打开空调,在座椅上躺下,很快便睡着了。

我去镇子上寄了几封信,回到战地医院时,已近正午。日光强烈,护士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士兵,在葡萄藤下散步。我走进一间土屋,里头满是消毒水的气味,一些病人正在吃午饭。Z躺在最里头。

见我走近,他放下正在看的军事杂志。我把从镇子上买的一叠旧报纸放在他的床头,在椅子上坐下。

“隔壁床的人昨天出院,又被派回前线去了,他闹了很久,医生才把他拖走。”Z说。

“他是怎么回事?”

“二级轻伤,被炸断了两根手指。但只要不影响开枪,他是没法回家的,”Z拉开抽屉,“想喝点咖啡吗?”

“不了。”

Z只好把抽屉阖上。他侧过脑袋来看我,另一侧的耳朵被包扎了起来。收音机正在放一首缓慢的小号曲,间杂有滋滋的杂音。

“他们疯了,”Z忽然这么说。

“谁?”

“他们。”Z指着我背后的布帘。

我转过身,将布帘往回拉了点。游击队的战俘躺在那儿,右腿从膝盖以下已经没了,一叠枕头垫在他大腿底下,以减少水肿。他本在发呆,这会儿向我望来。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用新亚述语问他道:“医生给你吗啡了吗?”

他点了点头。“昨天做手术时,他们给我打了很多,但现在,药效已经快退了。我想再要点,他们不愿给我。”

“他们不应该给你麻醉,我想不通。”我说。

他没有说话,盯着装在铁皮盒里的小米粥。

“他说什么?”Z在我身后问道。

“他想要吗啡。”

“他想自杀吗?”

我用新亚述语问了他一遍。他说:“为什么我要自杀?”

“是啊,毕竟你身上又没有炸弹。”我说。

他没有笑。他的表情让我有些紧张,我想起我落在卡车上的手枪。“你叫什么?”我问。

“哈桑,”他对我露出一个笑容,“你还活着,记住,是我们让你活着的。”


我睁开眼。石灰泥墙壁上刻满了先前囚犯留下的文字。外面很安静,静到我可以听见某种机器的引擎转动的声音。我轻轻起身,以免吵醒其他还在睡觉的狱友,往墙角走去。

小解后,我感到了冷意。我顺墙根坐下,将胳膊肘放在膝盖上。梦境的片段残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心脏好像缺失了一块。讯问的间隔越来越短,我无法得到充足的睡眠。但即使我知道自己应该抓紧这珍贵的片刻来休息,我却睡不着了。我听见一串逐渐走近的脚步声,便知道,梦境结束了。

有人打开了铁门。我站起身,向他走去,同时举起了手腕,等待手铐的凉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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