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don – Brighton – Bristol
（1）
夜色中，街灯流出橘色的光路。
我和朋友并排坐在木条长凳上。发车时间未到，我们要乘坐的那趟大巴车门紧闭。驾驶座上的司机向后仰躺，双脚放在方向盘上，闭目养神。他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身穿巴士公司的深蓝色制服，里头配鸡心领毛衣和浅色衬衫。看到他，我就想起中学时不苟言笑的教导主任。
不远处，咖啡店的最后一名员工拉下卷闸门，踩着高跟鞋离开了小巷。大海与我们只有一街之隔，但建筑物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十二月的布赖顿在下午四点准时日落。但我们没能看到，因为那是个阴天。我们只好沿海岸线散步，海风越来越大，椋鸟群在海面上起伏翻飞，如同一张柔软的毯子被风吹出各式的造型。步道上，有人用鹅黄色的粉笔画了一颗爱心，指向码头的方向。
布赖顿码头是由陆地向大海延伸出一条狭长栈道，足有525米长，一家游乐场设于其中，是布赖顿的地标景象。我在当地纪念品商店里见到不少装饰艺术风格的海报，绘制的正是码头游乐场。明黄色和水粉色相配的规整线条，游人坐在咖啡馆的凉伞下，海鸥在日光中翱翔。但那更像是一部欧洲艺术电影中的镜头。在属于那天的现实中，码头阴云沉沉，灰暗的大海翻涌出污浊的浪沫，海风夹杂着雨点扑面而来，迷住我的眼睛。
我找到一处靠里的餐桌坐下，打开餐盒，炸鱼薯条已经凉了，我机械地将塌软的薯条一根根送进口中。朋友正在拍摄停歇在扶栏柱头上的海鸟。有的海鸟会配合地偏过脑袋，给她一个电影明星般的侧脸，而大部分海鸟会被惊走。海面上，它们舒展双翼，在逆风中几乎静止，仿佛悬吊在博物馆中的飞机模型。
几间甜品和冰激凌店还在营业。紧闭的窗玻璃后，小贩正在收拾货物，准备离开。我们向里走去，经过赌场，射击铺，旋转木马和吉普赛人预言马车。栈道尽头有一辆巨大的摆锤飞车，几名游客正在排队进场。我钻过它底下的狭窄通道，站在尽头的栏杆前，端详着海面。世界被灰霭笼罩，海鸟的黑点在阴暗的幕布下隐现。我对着这景象拍了一张照，它存在我的手机中，为了写下这个句子时，向我提供回忆的凭证。我转过身，离开涌动的大海。在我们背后，摆锤飞车正遽然下落。
离发车还有十分钟时，司机打开了车门。
露天巴士站的乘客慢腾腾地向车门聚集，形成一条松散的队伍。
“两个人。”我将手机上的电子票展示给司机看，他瞧了一眼，“布里斯托。”他嘟哝着，从板夹纸上勾去我的名字，将我的行李箱塞进巴士底座的储藏空间，像对其他乘客的行李那样，用白色粉笔给我的行李做了标记。
这趟大巴的乘客大多单独出行，独自坐在靠窗位置。我挑了一处空缺的两人座位，靠窗坐下。朋友在我身旁落坐，将包环抱在胸前，打开了手机。等所有乘客都登车后，司机在过道里来回走动，清点了一遍人数，回到了驾驶座。车门“噗”的一声缓缓合拢。大巴从停泊位倒离。车站的站牌离我们越来越远，咖啡店笼罩在夜灯中，仿佛一名送行的友人，注视我们离去。
在轻微的晃动中，确信自己将要离开布莱顿的念头令我感到踏实和松懈，倦怠涌进大脑。我无神地盯着窗外的夜色。临海大道上，已经打烊的店铺在路灯下向后流去。司机将走廊的灯光关闭，大巴陷入黑暗，两排晶蓝的夜光灯前后延伸，宛若海洋馆隧道中的指引灯。
“……在大巴的后侧有洗手间，你可以随时使用。如果我发现任何人在车上吸烟，或饮酒，我会将你送至警察局，重复一遍，这趟大巴严禁任何吸烟或饮酒行为。”
司机严厉的声音通过广播在车内回响。乘客们看着窗外的景色，若有所思。
大巴将布赖顿遗落在身后。我们驶进黑夜之中，向这个国家的西边而去。
（2）
晚上九点，我们抵达了布里斯托。
从市郊开始，我便已看到大量的涂鸦，大巴越往市里走，喷绘越茂盛。我们出了巴士站，街道上空无一人。跟随导航往Airbnb住处走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名叫Bearpit的凹陷式广场。
Bearpit广场有一处中心花坛，四壁绘满涂鸦，有纯粹的字体喷绘，也有人物头像，一个人可以站在那儿半小时之久，琢磨图片背后的意义；或只是将它们当作司空见惯的街道幕布，给予匆匆一瞥。
地下通道中，贴近低矮甬道顶的白炽灯发出霉绿色的光芒，墙壁爬满扭曲的图案，以及派对活动的小型传单。我一路走走停停，用手机拍照。布里斯托刚下过雨，地面湿漉漉的，街灯透过水雾，给手机的摄像头染上光晕的质感。鲍勃·马利被绘在巨大的墙壁上，在黑夜中看起来郁郁寡欢。
行李箱的轮毂磕碰着水泥路，响声在寂静的街区里回荡。房东正在屋门口等我们。她戴眼镜，看上去二十五六岁，有一头淡金色的柔软头发，在脑后束成马尾。她领我们上楼。我们简短地聊了几句。她和朋友同租这间屋子的二楼，两人都是西班牙人。另一名房东是个与她年纪相仿的黑发姑娘，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她们的起居室很干净，冰箱门上有几块冰箱贴，显出她们去过的城市：格拉斯哥现代艺术美术馆、伦敦的红色双层巴士、利物浦的码头……一旁的置物立架上摆着茶包，咖啡伴侣和方格调料盒。这间屋子没有太多能展示出私人偏好的物品，一切都表明这里的住户不过是过客，不愿与房子产生过多的情感联系，任何试图留下个人印记的尝试都显得小心谨慎，将一切都保持在最为节制简洁的限度内。
我们的房间里有一座老衣柜。它的合页已经松斜，但表面新漆的爱琴海蓝赋予了它活力。墙壁上挂有一副印刷的班克西作品——一个手拿气球的女孩双脚离地，飞向空中。床脚的置物架里有几本旅游小册子。我坐在羊毛毯上翻看它们，朋友拿了衣服，去浴室洗澡。
我们本不应在圣诞节出行，整座布里斯托宛若鬼城。白日，街道上行人稀疏。我们在街上四处游荡，若碰到书店或唱片店便进去闲逛。
著名的The Canteen那天停止营业，SS Great Britain Museum也关门谢客。但这些都不是我想看的。借着从网上搜来的资料，我蒐集了十处有明确地址的班克西涂鸦点。这些地方大都分布在布里斯托码头北侧，尤其集中于Strokes Croft附近。Strokes Croft犹如一颗心脏，将具有草莽气质的街头艺术血液泵向布里斯托的街巷角落。这里的人自发成立了名为People’s Republic of Strokes Croft 的社区，定期开展与街头艺术，社会活动相关的项目。我所搜寻的最后一件班克西作品正隐藏于此中。邮编将我引至一处篮球场。时值黄昏。篮球场里有几个少年在打球，球场的四壁被斑驳的涂鸦所占据。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巷道里来回折返，试图匹配与资料图片上班克西涂鸦一致的墙壁。一个戴口罩的人正在给喷满银漆的汽车绘制涂鸦。不远处，路边停着一辆老式轿车，以大音量外放着2-pac风格的说唱乐，几个老派说唱歌手打扮的黑人在车旁闲谈。经过他们时，我紧张地盯着脚前的地面，假想他们向我出售叶子的场景。
我拦住一个推着自行车，正准备出门的人，他是个年近三十多岁的英国人，脸上有一种属于高中生的纯真。我问他这附近是否有班克西的作品，他笑着说：“班克西？班克西无处不在！”
我将手机里的图片给他看。
“看起来像在我家附近，我试着找一下，也许我能认出来这个地方。”他说着，掏出自己的手机，在搜索引擎里输入Take Money and Run, Banksy的字样。我等在一旁，余光瞥见他家的窗户上趴着一个小女孩，正好奇地看着我们。他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对他的女儿笑了笑。
“看起来像是他早期的作品，”他将图片放大，“这地方看起来很熟悉，哦，这棵树！我想起来了。来吧，我带你们去，离这很近。”
他推着自行车，我们跟在他一旁。
“你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他问道。
“中国。”
“所以，你们是班克西猎人（Banksy Hunter）？”
“你可以这么说，我们来布里斯托旅游就是为了找班克西的作品。他在这里很有名吗？”
“当然！他是布里斯托的标志。”他自豪地说，像有人表扬了他家的孩子似的。
他将我们引到了一棵歪脖子树前，在它背后的围墙上，Take Money and Run的字样隐约可见，但画的主体已被后来的粗糙涂鸦给掩盖。
“它被覆盖了，”他摇了摇头，站在那儿静静地看了几秒，“好吧，祝你们旅行愉快。”
我向他道谢，目送他推着自行车远去。光线已经十分昏暗，但我还是拍了一张照。资料上说这是90年代末期的班克西作品。我想象十多年前，可能还未成年的班克西生活在这样的Strokes Croft里，和黑人交朋友，在废弃的街头篮球场里打球，给行将坍塌的围墙喷上混乱的涂鸦。傍晚，当夕阳没入大海，一切变得昏暗而难以视物时，他将喷罐装进背包，向家走去。
班西克说，街头艺术打破了学院派传统艺术的垄断，因为墙面使人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在墙上作画，表达自己的观点。借着重走班克西作品的线路，我仿佛也在经历他的生活。我在布里斯托的坡道里爬上爬下，钻进屋宇的缝隙间，与一间间艺术品商店擦肩而过。他留在城市角落里的痕迹，让那些稀疏平常的城市风景显出特殊的含义。在两道换气扇间，他绘出一条曲线，从而构成一幅笑脸。在码头旁住宅的围墙角落里，他利用黄色的蜂巢状排气孔，将它作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那道点睛之笔，使平凡的墙面变成了一副画作。近看会发现，这幅人物肖像的部分阴影是用点状墨汁涂就的。他是如何使用梯子或脚架爬上那么高的墙面作画的？
Imagine a city where graffiti wasn’t illegal, a city where everybody could draw whatever they liked. Where every street was awash with a million colours and little phrases. Where standing at a bus stop was never boring. A city that felt like a party where everyone was invited, not just the estate agents and barons of big business. Imagine a city like that and stop leaning against the wall – it’s wet.
—— Banksy, Wall and Piece
平安夜晚上，我们外出觅食，寻找任何尚在营业的餐馆。我们穿过寂静的城市公园，与一个穿着肥大短裤，蓄有长发的板仔擦肩而过。滑板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仿佛呼啸的警铃。街道空寂，路边的酒吧里，椅子底朝上，倒扣在吧台上。等待在巴士站的行人将脖子缩在风衣领里，来回踱步，保持温暖。
最后，我们在商业购物区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意大利餐馆，用10.95英镑点了一份套餐，外加一道巧克力布朗尼蛋糕，两人共吃。前餐是以各色菜叶混合的沙拉，用金枪鱼馅覆抹的面包片。服务员不时朝我们这里探望，待我们用完前餐，便立刻走来，帮我们撤掉餐具，再上牛排正餐。
我透过墙面的镜子观察其他食客。有谁会在平安夜来餐馆吃饭呢？我想念曾在广州度过的那场春节——我和亲人在一家粤菜馆吃了满满一席的早茶点心，白斩鸡，佛跳墙。在那家饭馆里，广东人成家成家地围坐在圆桌旁，热闹地呼喊着。皮肤细腻干净的年轻人，穿上剪裁妥帖的新装，闷闷不乐地躲在饭席的一角玩手机。老者坐在座首，接受敬茶。《恭喜发财》一遍一遍地播放着，我将从财神那里抢来的红包打开，倒出几枚硬币包装的巧克力片。无论在哪里，我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异乡人的身份。从离开新疆的那一刻起我便已意识到自己似乎永远在通过一个棱镜观察我周围的一切。在广州，我们作为新疆人，新奇地与广州人同度新年，想沾染上那喜庆的氛围；在英国，我却开始怀念我在广州的那个新年。也许我只是在想念曾与我一起度过新年的人。
（3）
我们从布里斯托折返，在伦敦分手。朋友返回学校，而我北上，往更寒冷的纽卡斯尔去。
在伦敦维多利亚巴士站出口的对面，有一家供旅客歇脚的小酒馆。和朋友分手的那天下午，我们在那里各点了19英镑的炸鱼薯条。用餐的间隙，我们身旁坐着一个中国学生和他的母亲。也许是为了省钱，他们两人只点了一份炸鱼薯条。他们小心地聆听我和朋友的交谈，对这异国的周遭环境显得拘束谨慎。在我斜对角的地方，坐着两个中国姑娘。其中戴眼镜的那名在专注地用餐，另一名面容姣好的姑娘则在对手机自拍，试图将酒瓶琳琅的吧台囊入照片的背景之中。不难想象，那照片是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的。
我将薯条一根根地送进口中，认真地咀嚼着。没有喝完的龙舌兰啤酒被我倒进运动水瓶里，泛出饱胀的气沫。
在小酒馆对面，维多利亚巴士站喧嚣如旧。Ben Judah在This is London里写道，每周，有超过两千名外国移民在从这里抵达伦敦，随后流入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这座城市正在改变，变得我越来越认不出了。”如今，伦敦百分之五十五的居民由非伦敦本地人构成，他们中有些人来自其他国家。
在特拉法加广场向东去的Strand Street一路上，街道两旁不时可见蜷缩在棉被中的流浪汉。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路人的注视下安然酣睡，有些人则向路人乞求施舍。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地铁站出口遇见的一个女流浪汉。她戴着眼镜，像《哈利·波特》里的西比尔·特里劳妮。她倚靠金属门框坐着，脑袋低垂。我向她的罐头里投了几十便士的硬币。她抬起头，注视着我，不知是不是因为镜片水汽的缘故，她的眼睛看上去雾蒙蒙的。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她像要哭出来似的。“谢谢你。”
在归途中我再次孤身一人。我忘记了包里装的龙舌兰酒。耳机里的专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即使是最重的金属乐也无法让我保持清醒。途中，上来了一名体型宽硕的黑人大妈，犹如蓝调合唱团中的某名歌手。她提了两袋巨大的托特包，一个放在走廊，另一个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努力向座位里头蜷缩。
“抱歉，我应该买两张票的。真的很抱歉。”不知为何，她看上去神情沮丧。
“不，没事。”我说着，又往里缩了缩。“你可以把包放在巴士下面。”
“这包里有饼干，我不想压碎它们。我刚从美国回来，刚下飞机，我去美国看我的亲戚。他们给我装了好些东西。”
我礼貌地点了点头。“你在哪里下车？”
“约克，我住在约克。你呢？”
“纽卡斯尔，我在那儿上学。”
从伦敦到纽卡斯尔，巴士需要开八个小时。但在圣诞节，高速公路上比往日更顺畅。巴士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到达利兹。为了等期间上车的旅客，司机等到规定时间才开车。夜色逐渐深沉。我一路昏睡，将背包抱在怀中。包里装有我从布里斯托和伦敦买回的几本书和唱片。还有一小瓶发酵过头，近乎温热的龙舌兰酒。不知为何，我愈发想回到纽卡斯尔的宿舍。这有些讽刺。我一度厌恶那里，想要逃离那令我深夜失眠的，充满孤寂臭味的巢穴。但长途旅行之后，我竟然对它生出一丝类似故土的眷恋。我闭上双眼，想象自己很快便能脱离那些陌生的人群，黑暗的乡野，回到那寂静的公寓，回到二十平米的房间，躺在那张软垫床上，怀抱一筐旅途的疲惫和回忆入睡。曾经初抵这个国家的好奇已经转淡，我习惯了沉默。语言的隔阂使我的耳朵失聪，听不见外界的声音，除了我自己的指尖敲下的音符，它在一处废弃的、无人光顾的礼堂空洞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