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功利性

看理想国译丛的某一本时，我在序言中读到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翻译传统都受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从严复以降，翻译外国作品是为了寻找中国的自强之道，从他国经验中寻找可被复制的路径和思想。我们向外看是为了自己脚下站立的土地。
无形之中，这种立场养成了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我们很少出于纯粹的兴趣，去了解某一国自身的历史因袭，和社会运动史。更多时候，我们在做一类横向比较，国外如何如何，为何我们就不能如何如何。或是，国外的这种模式，可否被我们移植。我们更多地关注来自欧美大国的那些书籍，我们以自己读过卢梭或托克维尔的书感到得意，却叫不上来一个东南亚国家20世纪发生的里程碑性质的社会事件。相比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或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这类书，我们反复讨论的还是欧洲知识分子在18、19世纪反刍过的论点（我并非指这类思想没有讨论意义）。翻译有滞后性，不同语言之间存在“时间差”，但这无法成为我们拒绝在阅读和思考时“去功利化”的理由。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强化，它不停地在强化基于功利主义的取舍标准。谁能决定最广大的读者在书店看见什么样的社科类或文学类翻译作品？是编辑、出版人这类业内人士。而他们的决定又会受到读者口味、主流偏好的影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互动机制，但这里我们仅讨论“功利性”的影响。
我鼓励读者掌握多门语言，或者拓宽阅读范围，寻找一类能使我们摆脱20世纪初翻译界民族主义影响的离心力，直到这力量将我们甩出权威限定的阅读范围，甩出功利主义的轨道，我们将进入一个没有声音、没有光线、没有一切参考体系依凭的外太空，我们将会进入另一个人迹罕至的国度。我们为屠杀和人性之恶感到震惊（《邻人》、《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在莽原上与饮毛茹血的先祖狂奔嚎叫（《萨迦史诗》、《血色子午线》）；在教堂里与圣人对话，寻求心灵平静（《上帝之城》、《忏悔录》）。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那么，有人会问我，这里面的一些书不正是你先前提到的欧洲知识分子写下的书籍？不是的，我想表达的是，无论阅读谁写下的东西，所谓的“去功利化”是一种基于他人立场的思考，去靠近作者和他（她）脚下土地的积极尝试。我们阅读这类书籍，真诚地想理解他人的苦难和绝望，理解另一种文化和形塑了它的机制。我们阅读这些书籍，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学识，不是为了批驳国内某些制度的不足，不是为了从他人那里拿来可以复制的方法。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阐明，试图把他国历史文化与本国作比是人之常情，但也是一种危险行为，因为没有哪两个文化完全一致。归根到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持的是反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在《我们都是食人族》里的一篇随笔中提到的与非洲女性相关的阉割传统，不少人可能是通过电影《沙漠之花》了解到这个习俗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种传统基于非洲的历史背景和地域因素，欧洲人仅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对其加以批判，却没有更多地了解习俗背后的形成原因。他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们可以忍受男性割礼，却无法忍受女性割礼？一个人阅读得越多，越不会对一个他自己不了解的现象做出随意的价值判断。
还有一类个人层面上的功利性阅读。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因此不包含知识的书籍没有太多阅读价值。这一比较时常发生在社科类书籍和文学类书籍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读了太多社科类书籍，导致写小说时都乱发议论，吓跑了一些读者。而我有个朋友，却很少读社科类书籍，偏好随笔、散文一类的书。这个标准一度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看不进任何小说，看社科类书也是匆匆读过，以为自己标了个“已读”就真的捞取到了什么无形的知识。当我读完一本书后，我希望自己能立刻吐出一些惊人言论，或大脑里自动出现一个思维导图，但大部分时候，我读过的书只是静静地躺在我脑子里。它们中的一些书，偶尔会在我和别人交谈，或独自写作时像柳絮飘过我的眼前，我抓住这些柳絮，用言辞将它们掷地有声地表达出来，同时才惊觉，啊，原来我是看过这本书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但如果你非常看重所谓“知识”的话，这些柳絮只会从你的指间飞走。读书是为了使自己学富五车？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是为了让自己鹤立鸡群？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成为跟吃饭、呼吸一样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有一段时间我不看书，就会感觉大脑像干涸的植物，该浇一点水了。但会不会因此就以为自己的大脑比别人更有营养呢？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还在功利主义的圈子里没有走出来。
从别人那里听来了“冷静写作”的说法，我也想提出一个“冷静阅读”的概念。我建议读者在阅读时，用一颗冷静头脑，摒除一切功利念头，来享受与文字几个小时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