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时代精神

多年以前，我在网上翻到了潘海天的新浪博客，那时他的博客名叫“一部分人先穷起来”。这句对邓小平政治口号的反讽短句使我印象深刻。它有强烈的自嘲精神，但自嘲中也有一份自尊。我把这句话写成了我成长记录本（每个中学生都有的一本档案手册）的座右铭。有一天，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本子上的这句话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记不清当时的回答了。后来，我把那句话改成了“一部分理想主义者先穷起来”，并且为这个改动沾沾自喜了很长一段时间。
高中时，我很敬佩颜回的安贫乐道精神，也许是受到辛弃疾“一瓢自乐，贤哉回也”这句话的影响。这种带有斯多葛主义色彩的生存观导致了我这样的错觉：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注重灵魂的修养，而非物质的享乐，贫穷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磨练。灵魂鄙视肉体，认为自己比肉体更加高贵，以我一个哲学门外汉的立场来理解，大概就是斯多葛主义的信条之一。像陶渊明这样的古代知识分子，和在高柱上苦修的西门，同样被尊奉为一类生存哲学的价值典范。然而与西门不同的是，陶渊明流传后世的佳话，是依附于政治而产生的。通过对政治权力、及其附属的富贵福禄的蔑视，陶渊明的安贫乐道，才能凸显出其价值。
那时正在读俄国小说的我，困惑于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作家来说，贫穷是否是必经的荆棘道路？是否只有贫穷，才能激发出文字的价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若想写出好作品，是应该走上贫穷的旷野道路，还是寻找一片蜜与奶之地？那时我偏向于肯定贫穷对于作家的价值，是因为较之托尔斯泰，我更喜欢读陀氏的小说。但同时我又清楚地知道，托尔斯泰丰厚的家产，支撑着他能够经年累月地写小说。我摇摆在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富贵家庭从而能追求艺术和鼓起勇气要与穷人为伍这两种想法的丁字路口。
我隐约地意识到，贫穷的生活里，隐藏着深刻的苦难和悲剧，而它们又是极富力量的铀矿，但贫穷与富贵，却很难说得上哪一个更高大。在这里，我不想作简单的二元论分析。喜欢沉浸在普鲁斯特温柔乡中的读者，也可能会理解陀氏笔下的大学生为什么会举起斧子杀人。技巧、情感、主旨……任何一项因素，都会成为影响读者喜好程度的主要变量。贫穷也可能会对作者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雷蒙德·卡佛偏好写短篇，与他嘈杂、繁乱、快节奏的贫困生活不无关系（“在动荡不安的为人父这几年里，我通常没时间也没心情去考虑写什么很长的东西。我生活中的情形，用D.H.劳伦斯的话来说，具有“艰难跋涉”的特点，不允许我那样考虑。我有这两个孩子的情况决定了其他。有人说如果我想写什么东西并完成，如果我真的想从完成的作品中获得满足感，就一定要守着短篇小说和诗，也就是我可以坐下来，走运的话，能够写得快并完成的短东西。”——《火》）陀氏偏好长段落，是因为他写得越多，稿费就越高。但托马斯·伍尔夫对咏叹调长句的偏爱可能跟稿费没有多大关系，他脑中缺少一个控制语言洪水的阀门。
斯多葛的幽灵仍然在商品经济的时代徘徊。谈论金钱，这物质主义的卍字符，成为一种可耻的事情。父母很少和孩子谈论与钱相关的事情，就像对待性的话题一样——至少直到孩子们开始找工作或者上大学之前，他们都不会意识到自己能活到这个岁数完全有赖于父母的经济援助。这种想法上的变迁需要谨慎地对待，孩子们必须意识到父母逐渐减少、或者旁敲侧击地暗示他们，这一供给养分的隐形脐带在未来某个时刻可能会被永久切断时，自己不应当被婴儿气的愤怒给控制住。一个婴儿如果没有奶喝，就会大声哭泣。但一个成年的孩子如果储蓄卡上没有金钱流入时还大声啼哭，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退行”了。
相似的是，在小说这个领域中，人们也很少谈论钱的话题。作家很少会公然抱怨自己新出版的小说的版税之低，已让自己无法维持生计。不过，外人倒会津津乐道作家财富排行榜上的前几名，这些人会在那种排行榜上霸占很长时间的位置（如果他们想要霸占半个世纪，那就让他们霸占去吧。）作家也许会在与友人的书信里坦露自己紧张的经济情况，但除了专门研究这些作家生平的评论家和传记作者，普通读者能看见的，也就只有作家透过传世半身像的油画框给他们展露的那一部分景象。至于他们的裤腿上打了几个补丁，普通读者是不知道的。
但凡知悉作家、或者其他领域的艺术家，有过贫穷经历时，我就会对他们肃然起敬。科马克·麦卡锡的生平资料少得出奇.他2007在奥普拉秀上的谈话是为数不多的一次公开的抛头露面。在谈话中，他向奥普拉解释自己为什么拒绝了一个回报丰厚的演讲邀请：“You have to be dedicated… I thought, ‘you’re just here once, life is brief and to have to spend every day of it doing what somebody else wants you to do is not the way to live it.’”除此之外，他还拒绝来自读者粉丝们的社会捐款。乔治·奥威尔的观点与麦卡锡不同，他和主流观点（也是我的观点）一样，认为作家这一职业应当与社会性职业互为补充（《写作生涯的代价》）。如此，作家可以不受制于物质世界的奴役太深，还仍有资金进行回报率极低的文学创作。
长久以来，作家（我指的不是财富榜上的那几位）的经济生活都被忽略了。他们出版新作的时候，像衣着华服登场的魔术师，从礼服帽中揪出一只兔子，献给观众一点惊奇和感动，随后退居台后，没入谁也看不清的黑暗里。他们的兔子是从哪里变出来的？他们练了多久的魔术才变出这只兔子？此书出版一百年后的普通读者就不会询问这些问题了，如果这本书还再版的话。
《金属精神》（Anvil! The Story of Anvil）这部纪录片讲了加拿大的两位金属乐手的故事。Anvil（铁砧）乐队成立于七十年代末。头几年发行过几张畅销专辑，但在随后的二十年间悄无声息。主唱Steve在这二十年间一直往唱片公司邮寄他们新写的小样作品，但没有公司愿意发行。他用数字为这些小样命名，从一到十一。鼓手Robb在学校和食品加工厂之间开卡车送货，工资刚够一家人生存。Steve的老婆年轻时是个老炮，现在是一名乳房下垂的中年妇女。在一次糟糕的欧洲巡演后，Steve花光了积蓄，家庭面临危机，乐队成员也出现龃龉。不久，他们收到了来自日本某个音乐节的演出邀请，Steve的姐姐借钱给他，让乐队得以启程。由于他们被安排在第一个表演，所有人对这次演出都没什么期待，只希望到时观众不要少得叫人尴尬。但登台的那一刻，他们见到了此生难忘的场景——数千名站得满满当当的乐迷。贫穷的过去被这几十分钟重现的辉煌遮蔽了，Steve甚至爱上了这个神奇的国家。
贫穷是一种疾病，它让我们意识到身体中存在着的某个重要器官。你的眼睛完好时，你不会意识到眼睛的存在。只有当你失去视力时，你才会意识到它。这种慢性疾病折磨着每一个深陷经济困难的艺术家，让他们的感知觉保持敏锐，让他们能够始终察觉到一种深刻的、共通的、黑暗的痛苦。他们感受到，在土壤之下，虬结缠绕的须根广袤地蔓延着，它沟通了无数个生命，它们共同承受着它微弱、苦涩的养分。在某个时刻，当贫穷的疾病似乎完全离开我们体内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身体中的某个器官正蓬勃有力地跳动。当年旬五十的Steve在日本的舞台上奔跑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这份健康。他面色红润，完全恢复了生机，好像回到了20多岁时在那场人海浩渺的音乐节舞台上被金属乐的狄奥尼索斯酒神支配的时刻。
这种疾病不是不能根治的。问问杜鲁门·卡波特，问问J.K.罗琳，问问那些从黑暗中走出来，最后生活在殷实生活中的人们。在这里，我并非作一类道德讽喻，我也并不是在抬高贫穷艺术家们的地位。我只是觉得，追问贫穷的意义，就和追问死亡是什么、宗教是什么一样，是一类思维体操。我们尽可以在黑暗的入口张望张望，耸耸肩，回到温暖的地方，泡杯茶，然后回忆一下自己刚才到底看见了什么。
金钱之于这个时代，就像稻谷、果蔬之于古代人。如今，我们尽可以通过金钱来购买各类食材填饱肚子，而不必像我们的自耕农祖先，囿于耕地，顺从节令。我们的祖先知道谷子是怎样从地里结出果实、怎样脱壳、研磨，变成食物的，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在电脑前写下的一行行代码、在快餐店里做炸薯条工时被热气熏出的汗水，是怎么变成银行卡上的一些数字的。我们知道金钱来之不易，就像我们的祖先知道米饭粒的珍贵。
什么是贫穷的时代意义？我想，当一个人意识到贫穷即将侵入他体内时，他能真正意识到金钱的功能，并且因为这种意识而感到了痛苦。这时，他就像一条鱼，触碰到了这条河的河床，随后意识到这条河的存在，意识到他是这条河中的一条鱼，意识到逃脱的不可能性。他感到绝望，但时间可以淡化这绝望。他继续在河中漂流，他不会忘记自己是一条鱼，也不会忘记这条河流的存在，这就是一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