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泼斯 | 在西方目光下 – 避难所

本文译自《哈泼斯》，长篇评论文章。

作者John Gray, 本文改编自他发表在Prospect杂志2014年10月的一篇文章。Gray著作丰富，包含False Dawn, Straw Dogs和The Silence of Animals。

1997年10月，华盛顿举办了一场联合新闻发布会。会上，比尔克·林顿对中国主席江泽民说，江泽民“站在了历史的反面”。2014年3月，巴拉克·奥巴马在谈到人类未来进程时表现出了同样的自信：俄罗斯总统普京选择吞并克里米亚，是把自己置于“历史的反面”。

看起来很少有领导人了解在自己步入政坛前的世界是怎样的，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了解。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所能想象的现在、不久之前的过去、和不远的将来。当克林顿和奥巴马声称中国和俄罗斯的政体没有前途时，他们能想到的只是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是柏林墙在1989年秋天的倒塌。

他们将共产主义的瓦解看作是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价值观念的胜利，这些价值观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以及持续的推动力。当他们如此这般断言时，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并非在谈论一些富有争议的理论或哲学思想。他们表述的是这个时代的常识——是一组他们从未质疑过的、智识上的条件反射和假设。这一共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正是对历史的一种笼统解读。所有西方主流政党和舆论都持有这样一个信条：专制统治和帝国是旧时代的遗迹，民族国家主义正在消亡，军事化宗教力量是短暂的时代逆流。历史的必然性对这一信条来说不言而喻。尽管人类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历史倒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那些持有这一信条的人坚持认为，从长远来看，除了这种信条，没有一种可以使世界正常运作、联合的其他替代方案。这种观点影响了如今的对俄政策。实际结果是一种宗教狂热性的民主，和一些国家垮台后的遗产。苏联的解体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毫无关系，是民族主义和宗教摧毁了苏联帝国，而非其他因素。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圣战者们导致了（苏联的）军事失败、教堂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维基：1980年代兴起，由波兰境内天主教人士及反共左翼人士组成）渐渐脱离掌控、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反抗力量——这些失败，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导致的破坏性影响、罗纳德·里根的导弹防御计划“星球大战”的挑战，使得冷战走向终结。将共产主义的崩溃理解成西方价值观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观念，是颠倒黑白的说法。冷战是两种西方信条的碰撞——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头至尾，苏联都是一个西方化的政体，努力摆脱自己欧亚化与东正教的过去。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对这一期望的挫伤。如果说苏联的遗产是军事工业化的工厂遗址、环境灾害、成千上万个逝去的生命，那么后共产党时代的苏联则经受了另一种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当苏联在90年代早期应用新自由主义者的“休克疗法”（译者注：快速释放价格和货币管控，收回政府补贴，实现交易自由化，大规模将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譬如售卖给公司）时，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经济萧条，居民寿命大幅减少，以及叶利钦时代四处横行的黑手党资本主义（mafia capitalism）。

基于这一背景，认为俄罗斯会继续西方化未免有些一厢情愿。相反的是，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个国家已经回到了在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历史性模糊地带。普京的兴起通常被形容成沙皇专制传统的回归，但从某些方面看来，他的举措是十分现代化的。从核心来看，苏联的典型机构——克格勃安全部门，经历了重生，普京通过它在多个领域进行政策协作。俄罗斯的经济还很虚弱，未来会更加虚弱。依赖高价石油的资源导向型（resource-based model）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普京很有可能会回应针对他只有几年时间来挽救世界地位下降的俄罗斯的质疑。他采用了一种混合的战争方式，有时它被称作“非线性”（nonlinear）（战争）。通过使用虚假信息和欺骗性的外交策略，以及军事武力威胁，来从乌克兰手中吞并克里米亚，扰乱基辅政府。

对普京而言，脱离俄罗斯掌控的乌克兰导致了现存威胁。当西方纷纷裁军时，普京在过去六年间将武装力量现代化。他通过类国有化的方式稳定了俄罗斯的黑手党资本主义，限制了寡头政治家们的野心，同时也给予他们政府名义的保护。如果西方赢得乌克兰，它半附庸（semi-baronial）的制度可能会崩溃。寡头政治家们可能会寻找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领导人。普京不能忽视这一入侵所带来的挑战。相反，他估计西方不会保护乌克兰，也不会扩大这场战争，直到危险消失。因此，这就导致了僵持的局面，它有效地分割了这个国家（乌克兰），也避免了它与西方的任何联系。西方之所以忽略乌克兰的政策性现实，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危机，它削减了防卫安全领域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但西方的主要问题是认知问题。受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共识影响，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个高度普遍现代化的专制国家——是不应该存在的。在这样一个腐败的国家里，同性恋和宗教少数群体受到迫害、政权反对者遭到残酷镇压的事情已司空见惯。与此同时，通过秩序假象的维持，和与西方谈判时自我权威的维护，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普京相较于其他统治者，享受着更好的合法性基础。他声称自己所获得的投票支持量是其他西方领导人望尘莫及的。对新冷战的思索表明了西方思想界的虚幻性。假设普京要发动一场针对波罗的海地区的非线性战争（正如他对乌克兰所做的那样），西方国家也无能为力。北约部门不能阻挡这些由俄罗斯少数民族构成的公民团体被祖国动员起来，攻陷邮局和市政厅。他们也不能阻挡企图掀起抗议浪潮的隐蔽力量。

在经过一系列的军备削减后，北约的实力已经下降。

但这与冷战不同。普京不打算推广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模型。从自由主义共识来看，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可理喻：重申其地缘政治、族群性和帝国性。西方至今都不承认自己可能得永远和专制主义的俄罗斯共处下去了。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可能导致暴政统治。从本杰明·康斯坦、托克维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以赛亚·柏林，民主无法保障个人自由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对于这些自由主义者们来说，通往民主的历史行动可能被遏止，倒不是最大的危险。风险来自于，对权力虎视眈眈的一类不自由的民主——这类发展势头他们在卢梭关于公共意志的理论中已经有所预见。当社会大多数人对自由主义价值观表现出漠然甚至敌对情绪的时候，宪法法律的保护所能做的就很有限了。因为民主政体拥有其他政体所不具有的一类合法性来源。在未来，自由将面临比过去更多的威胁。大多数时候，人们只关心其他事情，而不是自己拥有自由与否。如果一个不自由的政府承诺能给予人们安全，使他们免受暴力和艰辛的侵扰；保护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拒绝人们所憎恶的那种自由，那么很多人都会愿意投票给它。

今天这些想法被视为禁忌之言。当民主变得公然暴虐时，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没有正常运转——如果人们是真诚且受欢迎的参与者的话，多数派是不会压迫少数派的。争论这类观点毫无意义，因为它基于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自由是人类存在的必要组成成分（译者注：原文为human condition，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是组成人类生存基本要素的一系列特性、关键事件和境况，例如出生、成长、情感、抱负等），是暴政竭力镇压的。但缺少暴政，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自由需要一个运转正常的国家，拥有一套完备的官僚机制，尚显清廉的法律系统，还得有能让这些机关和立法者相互独立的政治文化。在缺乏上述前提的情况下，人权从根本上讲只是由组织良好的国家创造和实施的法律拟制（假想），而这种法律假想是毫无意义的。上述前提如今在绝大多数国家也不存在，即使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有的话，也不见得有多少国家能达到。在它们存在的地方，它们很容易有所折衷。自由远非人类的天然境况（natural condition of humankind，即human condition）。它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因而总是十分稀缺的。总的来看，自由主义者认为上述说法是难以接受的。西方的智库和大学里，他们反复地以一种没完没了的礼拜仪式（liturgy）对此作出回应：日渐壮大的全球中产阶级确保了自由的未来。这种假设认为，某些玄妙的经济现代化进程能推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发展。但历史却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中产阶级在面对独裁统治的崛起时，很少表现出抗拒。反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中产阶级是专制主义政体最狂热、最忠诚的支持者。在俄罗斯，他们支持普京。在法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国民阵线（译者注：National Front, 由让-玛丽·勒庞在1972年组建的法国极右翼政党）。

如同马克思的历史论，中产阶级将会成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大救星只是一种世俗目的论（译者注：secular teleology，由圣公宗主教John A. T. Robinson提出，旨在将自然科学现象与宗教敬畏之情相结合）——它是由对天命怀有宗教信仰的一群理性主义者提出的。

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常常经历意料之外的挫折。当阿拉伯之春的西方支持者把它与欧洲1848年革命相提并论时，他们忘记了1850年接踵而至的冬季反抗。民主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才降临东欧，随之而来的是独裁统治、两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地缘政治的剧变。即使长远来看，也很难说中东会重复走欧洲的路子。认为自由民主将扎根中东的人们忽略了这一地区的世俗政权都是独裁统治的事实。当独裁者被推翻时，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主义版的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译者注：一种不健全的民主制度。在非自由民主国家里，尽管选举仍正常举行，但因缺少个人自由，民众无从知晓权力集团的行为活动）或是崩溃的国家。这或许一定程度上是由殖民主义导致的。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由帝制政权掌控，有些国家缺少统一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捏造的权力概念，至今只有库尔德人表现出构成一个欧洲式国家所必需的内在聚合力。维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正常运转是西方政策一以贯之的目标，但一切迹象都表明它们正在走向由不稳定的氏族和宗教同盟所共同掌控的恐怖主义。

在一战期间由诸如弗朗索瓦·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法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英国外交官）这样的欧洲外交官们所造就的国家从属于后殖民协定，而后殖民协定正在迅速从我们的记忆中消亡。伊斯兰国发布视频，庆贺横亘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赛克斯-皮科线（Sykes-Picot line，维基：赛克斯-皮科协定是一战期间英、法、俄之间签订的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协定）业已清除一事，证明西方从未理解过伊斯兰国了然于胸的那些事物。讽刺的是，正是西方国家要对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负责——它们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失败的政权，支持圣战叛乱分子，让他们反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西方国家对它们一手扶植的庞然巨物一无所知。伊斯兰国一成不变地被人们视作中世纪式的古董，并拿来和那时的激进伊斯兰组织阿萨辛（Assassins）相提并论。在经历18世纪逊尼宗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运动后，伊斯兰国已有所改变，瓦哈比运动也推动了沙特王国的发展。但像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伊斯兰国也是极端现代的。伊斯兰国斩首美国记者詹姆斯·佛利（美国记者，2012年在叙利亚附近失踪）的视频用了英音的画外音，这表明它已将战场从邻近地区扩展到更远的地方。相比阿萨辛组织，伊斯兰国更像法国的雅各宾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它有条不紊地传播恐惧，从而建立起一类新国家。正如这些现代革命建立的政权一样，伊斯兰国建立在信仰，而非国籍之上。通过这种方式，它的野心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固有共识可能会认为伊斯兰国不可理喻，因为圣战者们以信仰的名义持续使用暴力。自由主义角度下的历史是这样的：只要有现代化的机会，大多数人类会选择和平、自由、富有。但现代化和接受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没有深层的机制联系。那些选择死亡与毁灭的现代运动一次次地重塑这个世界。纵观20世纪，这些运动中有很多都源于世俗意识形态，譬如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被宗教力量驱动的伊斯兰国仍与这一进程共行。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普遍共识的冲击比俄罗斯还大。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就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程度的连续经济增长，这一成就使它在经济危机的萧条下收获了更多的赞誉。对于中国共产党能拯救西方资本主义这类老调重弹的说法还有一些其他洞见。自由主义世界观预言中国式发展模式已近穷途末路，如果大规模动乱能被避免，那么针对国民消费和随之扩张的政治自由就需要调整。但这一公认的预言仍然具有误导性。尽管有些中国精英可能会在西方投资，以免受到政治动荡的影响，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会放弃自己的政治诉求。目前，中国的抗议活动往往以妥协告终，不过，在范围更广、更危险的暴乱中，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镇压。无论如何，中国都不会走上前苏联的道路，它也不会向西方式市场经济演变。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一个宏远的目标而服务：回到它所认为的中华文明应得的世界地位上去。就算政体要有所调整，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它的新统治者会改变这一目标。就像19世纪晚期一样，当下，超级大国与中型国家竞相角逐权力与资源。没有什么人们设想的类似二战后欧洲那样的后现代秩序。它更像1648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构想的世界体系。该条约终结了三十年战争（维基：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彼时君主国之间争抢利益，有时也争抢皇权。

在这些敌手——中国、印度、德国、日本——面前，美国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发达国家中最落后的公共基础设施、普遍失望的中产阶级、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在押囚犯比例，以及被商业操控的政府。除了美国人自己，再没有谁会视美国及其政治体系为典范。

但从某些方面来看，美国仍比其他大国更出彩。

与中国不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需要依赖快速的经济发展来维持其合法性。美国优越性的民族主义神话是有效的凝聚力。和以往一样，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民族主义的金字招牌坚定了半孤立主义者的立场。疲于多年灾难性战争的选民不愿意再冒高昂代价，牵扯进更多麻烦里。

能源市场的发展也助长了人们对战争的消极态度。专家们在页岩气革命（Shale Revolution，使用水力压裂和水平井技术从而使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大幅提高的技术革新）的长期效用这一点上看法不一。但若美国想再次成为石油主要出口国，那么页岩气革命的影响就会很深远了。像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这样的需要依靠高石油价格来维持政治稳定的国家可能会有危险，但即使如此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国家就会向民主演变。大规模贫困可能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独裁政权，或像沙特一样，因国家分裂而使大量激进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受益。

历史循环往复，意外也时有发生，变幻莫测，难以捉摸。但如果当下显现了什么趋势的话，它也不会被西方世界认可。历史时有倒退，比如在乌克兰和突尼斯，亲西方阵营的政党在最近的大选中表现出色。不过，乌克兰负债累累，西方国家自己也衰弱到了无法资助它的地步，突尼斯还饱受分裂之扰。总的来看，西方的影响力持续衰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历史的正常进程，它过去几百年间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这一过程在西方反复推广其政治理念的尝试中再次加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中的论断，许多历史灾难都是由专断的政策引起，而人们本应事先知道这些政策只会让事情更糟。西方国家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许多所作所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概括。在任何一种能预想到的未来里，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政体。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会和自由民主主义、非自由民主主义一样稀松平常。民族国家主义会是一股长期存在的力量，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国家，宗族忠诚与仇恨会比国籍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味。地缘政治的争斗将有所强化，战争形态将日新月异，帝国将披上伪装的外衣；宗教会决定一个国家的新生，也导致一个国家的覆灭。文化和生活方式将更加多元、变幻、交融，却不会熔铸成一个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如果类似自由和容忍这样的价值观还能存在的话，它们得和这样一个世界妥协，才能继续生存。这种妥协所需要的现实主义的思考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还尚不具备的。话虽如此，相比现实主义思考，自由主义仍能给它的信徒前者所给不了的东西——一个故事，一段神话，暗示可能影响人类命运的因素。当眼前的世界日益失序时，西方始终认为历史站在自己这边这一无根无据的信念，才是它们最大的危险。译者注：原文刊载于 Harpers 2015年1月链接：https://harpers.org/archive/2015/01/under-western-eyes/

延伸阅读：

FT中文网《今日中东乱局的真正祸首》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024

——“尽管讨论欧洲殖民主义或许有其价值，但将当今局势与殖民时期的划界问题挂钩具有误导性。”

更多翻译文章，请关注这个更新异常缓慢的微信公众号“色散”（dispersion2015）

色散二维码